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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2 00:13 来源:好大夫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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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重点工作情况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准备情况汇报。

随着一批著作的面世,如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以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等等,五四运动的真相更为清晰。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著作,近年来出版多种;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却是众说纷纭。

秦晖先生谈及辛亥运动时曾经这样比喻:“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实际也存在着这一现象。

随着一批著作的面世,如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以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等等,五四运动的真相更为清晰。

认识五四

源于政争,知识分子角色不可忽视

在行动上,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发而为。而在原因上,有一个因素往往容易被忽略,则是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研究系知识分子或政客发挥的作用。

2019-03-22,一战爆发。8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对德国作战,但未经国会通过。按照北京政府规定,2019-03-22举行众议院选举,6月10日复选,6月20日参议院选举。由于国民党拒绝参加,安福系的徐树铮暗中指示各地不得选出研究系议员。7月底选举结束,选出安福系议员300名,旧交通系议员100名,研究系议员仅20多名。自此,研究系与段祺瑞集团由盟友变为政敌。9月中旬,北洋系统元老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11月2日,众议院通过对德、奥宣战议案,11月6日,参议院通过议案。6天之后,一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段祺瑞因力主参战,一时成为功勋人物。

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2019-03-22提出的14条纲领,讨论战后国际关系问题的巴黎和会将在一战结束后举行。威尔逊是学者出身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系列主张在中国引发强烈共鸣,中国人因此对巴黎和会期待很高。2019-03-22,徐世昌在总统府成立了外交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研究系的汪大燮、林长民两人。2019-03-22,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了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主体也是研究系人员林长民等人。

几次名单变更之后,中国代表团的名单终于确定,五位全权代表是陆徴祥、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顾维钧。另有胡惟德、颜惠庆等人。巴黎和会开幕前后,国内一批社会名流也汇集巴黎,他们都是皖系和安福系的政敌,其中包括研究系的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人。

其时,中国铁路多由外资或者借外债修筑,英美与日本在控制中国铁路上竞争激烈。一战期间,日本攫取了中国铁路利权。一战结束后,英美希望打破日本对中国经济实业的垄断,林长民及外交委员会支持英美,希望打破日本独吞山东及满蒙路权的策略。而日本则得到了交通系、安福系的支持,曹汝霖则为新交通系首领,支持日本,双方争执不下。2019-03-22,英、美、法、日银行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12日达成新银行团八项协议。这一问题,与巴黎和会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和会外交及国内政争的复杂局面。

由于美国支持,中国在和会收获甚多,如参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拟,并成为创始会员国。2019-03-22上午,顾维钧在和会十人会中就山东问题发言,他依据国际法,分七个层次驳斥了日本的法理依据,内容精彩,层次分明,获得了各国外交代表的激赏与喝彩。但是,日本坚持“条约神圣”,逼迫英、法等国实践承诺。美国受到英、法牵制,以及意大利威胁退出和会的影响,对中国的支持力度,有所削弱。而日本又提出,在国联盟约中写入“种族平等”原则,这严重威胁到威尔逊最关心的成立国际联盟问题。

4月22日,陆徴祥、顾维钧应邀参加美、英、法、意、日五国会议(日本代表没有出席)。讨论日本的要求:在对德合约条款中,将山东问题从有关中国的条款中抽出,使其不从属于中国问题。 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开会决定对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但对日本承诺归还中国的条件进行讨论。此外,威尔逊努力要日本承诺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并限制其在山东的经济特权。

4月30日的英、日、美三国领袖会议,决定德国以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交于日本。日本代表牧野做了半官方口头声明: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归还中国,惟将前允德国之经济特权暨在青岛设立特别居留地权保存之。各铁路业主,专为保护营业安宁起见,可用特别警队,以华人充之,各路所选日本教练人员由中国政府委派。日本军队应于最早期间撤退。换言之,日本保证归还胶州主权给中国,将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其他普通权利。威尔逊对此声明表示满意,三强决定,将日本建议条款纳入对德和约156-158条。

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认为,“事实上,后来在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基本上依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

从事实上来说,在一战中,协约国和日本战胜德国,均做出了很大努力并付出了代价。英国外相巴尔福认为,“而中国未出一兵未花一元,却收回了许多他自己无法取回的权利。”

4月24日,梁启超电告国民外交协会,“汪林两总长专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从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30日,国民外交协会接到这封电报,林长民拟成一篇短稿《外交警报敬告国民》,5月2日发表在与研究系喉舌《晨报》第二版。林长民称“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1919 年5月11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刊登的《四日事件以先的酝酿》:

“三日这一天,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外交会,一个是学界大会。前一个会议决请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强硬的态度,国民对日本人取最坚决的对待,更于国耻纪日在中央公园开个国民大会;后一个会议决于次日(四日)专门以上各学校全体学生游街示威, 因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这举动议决的时间, 已经夜十一点钟。”这两个会议,邵飘萍都参加了。

据罗家伦回忆:

到五月一、二号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眞、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我们当时一方面想对于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羣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可以减轻。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卽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

次日,五四运动爆发,三千多名被学生参与游行,标语有“诛爱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并烧毁了曹汝霖的住宅。当日,警方逮捕了32人。由于五四运动,在国内,经手对日借款、签署山东问题换文的新交通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国贼”被罢黜,在外交方面,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5月5日,林长民与汪大燮、王宠惠联名力保被捕学生,并帮助学生成立了联合会,还上街演讲,抨击曹汝霖等人卖国。

自近代以来,中国屡次受到列强欺凌,对此次巴黎和会,怀有过高的期待。一旦这种期待落空,就必然由失望转变为反弹,变成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和政客如何介入政治?政治活动的底线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反思五四

激进思潮,中断了文化的启蒙

五四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被捕的学生很快被释放,放火烧毁曹宅的学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成为所谓“外交失败”的替罪羊。在这场运动中,学生发现了自身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此后,学潮频繁产生。

台湾学者吕芳上在《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一书统计,1919到1929年,共发生学潮248起,反对列强的仅有17起,所占比例仅略高于5%。反对教职员的17起,反对校长的99起,反对政府及教育当局的30起,不满学校设施的有37起,反对学校收费的有20起。1921年,就因为此前免费的讲义要每册收费两角,北大学生就攻击校长。另有12起因为学生冲突,5起因为教员冲突所致。

吕芳上认为,“五四”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学生自治逐步扩大,继而演变为学生治校。这使他们有勇气和力量进行社会和政治抗争。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居然成功废止考试,北大哲学系学生朱谦之当时觉得,考试是压迫、残害人的制度,主动放弃北大学位,并发表了《反抗“考试”宣言》。在吕芳上看来,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民族主义高潮,但除了拒签合约之外,看不出什么重大新的效果。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直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同。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也做了这种划分。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之后,是启蒙和救亡的互动,由于中国在近代以后屡遭挫折,“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此时,俄国向中国输出了革命,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救亡压倒了启蒙”。

新革命史学者王奇生的研究证实,五四让新文化真正形成了全国性的运动。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一场世纪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

“五四之后的五六年间,中国知识界思潮激化的节奏非常快。民主自由这一西方传统,在五四时还认为是很重要的,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即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先是否定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主张民主与科学的西化。但五四之后不到两三年,中国思想界很快就向往更激烈的共产主义。这一过程非常短暂而迅捷。在当时人眼中,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紧接着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思想革命’。思想的日趋激化,正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特质,并不存在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王奇生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指向于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而五四运动则指向于激进革命和群众运动。激进革命的兴起,中断了思想和文化的启蒙。到今天,我们应当对于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的中国革命做出理性的反思。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一次又一次遭到列强的欺侮,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知识精英,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其他阶层,都处于一种深层的焦虑之中,这种峻急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建设未必有利,对于自由和个性解放也难有裨益。

让五四回归历史的原型,无疑有助于中国人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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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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